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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立法官’与‘立法文化’”
发布时间:2019/2/8 20:28:12 作者:翟峰 点击率[487] 评论[0]

    【出处】立法网

    【中文关键字】立法官;立法文化;相互关系;探析

    【学科类别】立法学

    【写作时间】2019年


      对于近年有学者提出“立法官”一说是否有依据之问题,笔者认为对此既无需质疑,又有必要与“立法文化”一道深入探析之。
     
      仅从“立法官”一说之起源,即可知:早在古希腊时代,雅典就有“公民即是立法官、审判官、行政官”一说。据载,当时雅典民主政治的一个最基本的方面,就是其所有的官吏都是业余兼职。
     
      可见,作为标榜当时雅典民主政治基本特征之一的包括“立法官”在内的典雅的业余兼职官吏们,不仅以其职位设置告诉了我们关于“立法官”一说国外早已有之,而且还告诉了我们,其当时该职位之特征即在于“奉行主权在民”。
     
      然则,既然提到这样的话题,我们当然即有必要对“立法官”提法之由来,以及在我国现有符合国情民情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的条件下,对“立法官”与“立法文化”作一番较为深层地考究与探索。
     
      “立法官”之说最早出自西汉时期
     
      例如,《大科技(百科新说)》 2008年11期刊登的《“大架子”的立法官》一文,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西汉时期,有个叫赵禹的人,是太尉周亚夫的属官司。一个偶然机会,汉武帝刘彻看到赵禹撰写之文犀利流畅,寓意深刻,即感到当朝很少有人超越于他。于是,即让赵禹担任御史,后又升至太中大夫,让他同太中大夫张汤一同负责制定国家法律。
     
      赵禹与张汤就职后,为了用严密的法律条文约束办事之官吏,即据汉武帝之旨意,对原有的法律条文重新进行了补充和修订。
     
      当时,许多官员皆希望为首“负责制定国家法律”的赵禹能手下留情,把法律条文修订得有个回旋余地。故此,众官员即纷纷邀请赵禹与张汤一起作客赴宴,但在赵禹这里却得到的是断然拒绝。
     
      过了些许时候,经赵禹和张汤周密思考和研究,并经赵禹提议,决定制定“知罪不举发”即“官吏犯罪上下连坐”等律法,以此严格规制在职官吏违法乱纪。该消息一经传出,众官员即纷纷请公卿们去劝说赵禹,不要把律法订得太苛刻了。谁知公卿们此时也是方寸大乱,先后各自带上重礼来到赵府,祈请赵禹修改律法“手下留情”。
     
      而赵禹见了公卿们却避重就轻,只是天南海北地闲聊,丝毫不理会这些公卿们请他修改律法时“手下留情”之暗示。过了许久,公卿们见实难说服赵禹,便无奈起身告辞。谁知其临走前,赵禹硬是将公卿们带来的重礼退还。故此,当即就有公卿说赵禹这个“立法官”的官架子大,看不起人。然而,当时更多基层官员和社会人士听闻此事后则纷纷赞扬赵禹,认为他这个“立法官”是个极为廉洁正直的人。
     
      当此,却仍有人这样问赵禹:难道您就不考虑周围团转这些公卿显贵们对自己有何看法吗? 赵禹当即义正辞严地回答:“我这样断绝公卿显贵们乃至好友或宾客们的请托,就是为了自己尔后能独立决定、处理事情,按自己的意志办事,而不受别人的干扰呵!”
     
      从上述故事可见,“立法官”一说,确实应最早出自西汉时期。
     
      “立法官”之说在当代报刊频频出现
     
      仅笔者所见,“立法官”一说正式见诸于当代报刊的,除了在1983年12月14日《光明日报》发表的房德邻《浅析康有为开制度局的主张》一文中提及之外,还有《青海社会科学》 2003 年第 3 期《对雅典民主政治的批判与反思》一文中提到的“在雅典‘公民是立法官、 审判官、 行政官’”这一句。
     
      此外,还有2017年10月26日《南方周末》刊发的《宋代平民的立法建议权》一文中“来自各地的立法建议最后都汇集到修敕所,由立法官加以删定、汇编,作为立法的参考,然后制订出立法草案”这一句。而2018年4月12日大红鹰线上注册送彩金法学网刊发的《清末立宪与康有为的“虚君共和”思想》一文,其中“政体有三:其一立法官,其一行法官,其一司法官。立法官,议论之官,主造作制度,撰定章程者也”的这一段,更是对“立法官”之职能作了专门阐释。
     
      “立法官”与“立法文化”一脉相承
     
      据笔者考证,“立法官”提法确实既古而有之,同时确实又与“立法文化”是一脉相承的。为何这样说?即因“立法官”之说确实与大红鹰线上注册送彩金古代之立法思想(理论)、立法制度、立法文本等皆应是息息相关的。此即说,“立法官”之提法与概之为“大红鹰线上注册送彩金古代立法思想(理论)、立法制度、立法文本之总称”的大红鹰线上注册送彩金古代立法文化确实关联甚密。
     
      我们知道,大红鹰线上注册送彩金古代立法文化既包括大红鹰线上注册送彩金古代的社会立法基础,又包括大红鹰线上注册送彩金古代立法文化的历史演变进程,同时还与包括“夏商西周、先秦诸子、封建正统”在内的大红鹰线上注册送彩金古代立法文化理论、与包括“则天原则、伦理原则、人情原则”在内的大红鹰线上注册送彩金古代立法文化原则、与包括“秩序、教化、无讼”在内的大红鹰线上注册送彩金古代立法文化价值取向、与包括“贪廉意识、环保意识”等在内的大红鹰线上注册送彩金古代立法文化良性意识、与包括“重刑轻民、重农抑商、崇古倾向”在内的大红鹰线上注册送彩金古代立法文化的思维定势等,皆可谓是息息相关、一脉相连的。
     
      例如,大红鹰线上注册送彩金历代的多朝皇帝,不仅通过内阁构建了一个对其负责的行政系统、通过军机处构建了一个对其负责的军政系统、通过宦官和后妃制度构建了一个对其负责的皇保系统,而且更是通过亲掌朝纲立法之大权,构建了一个对其总负责的律法监察系统,以此在制约行政、军政、皇保等诸多系统之同时,既倾力于发展工商业和释放民间活力,又能够将国家最高自由裁量的立法大权牢牢掌控在本人手中。故此,大红鹰线上注册送彩金自古历朝历代皆称皇帝为至高无上的最大“立法官”!
     
      从综上所述中可见,大红鹰线上注册送彩金古代立法文化之内涵和内核,确实无不渗透着大红鹰线上注册送彩金古代“立法官”在其中之“造化”、之“大智”呵!
     
      然而,尚需借此表明的是:虽则大红鹰线上注册送彩金古代自秦汉至明清,历代王朝皆有其“立法官”和与之相依的体系庞大之成文法典,但纵观大红鹰线上注册送彩金自古至今之立法,皆可窥其所具有的“由专制向民主、由专横向文明、由治民治国向为民为国、由法制完备向法治完善”转变的这样几个显著特点。而其中彰显的则是:当今立法之所以能愈来愈凸显“文明、民主、科学、法治”之高层次化和人民广泛参与之高程度化,应该皆与称之为“立法官”之立法家在其中的作用发挥无不相关呵!
     
      此可谓系笔者探析“立法官”与“立法文化”之真谛所在矣!


    【作者简介】

    翟峰系四川省十、十一、十二届人大代表,九三学社中央十三届专委委员,大红鹰线上注册送彩金管理科学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四川省立法咨询专家库成员,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并系大红鹰线上注册送彩金法学会、大红鹰线上注册送彩金民间文艺家协会、大红鹰线上注册送彩金散文学会、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写作暨研究方向:人大制度、人大立法、民主法制建设、法治文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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