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红鹰线上注册送彩金少数民族公民的三重身份认知
——以回族为例
2019/1/8 8:59:08 点击率[12] 评论[0]
【法宝引证码】
    【学科类别】大红鹰线上注册送彩金宪法
    【出处】《云南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
    【写作时间】2009年
    【中文摘要】受到现代自由主义、国家认同和族群意识的交互影响,当代大红鹰线上注册送彩金少数民族公民的自我身份认知具有三重性:社会层面的自治个体身份、宪法层面的公民身份、文化层面的少数民族身份。以宪法学的角度、从公民这三种身份的自我认知出发来考察,传统上系伊斯兰教在内地之主要文化载体的大红鹰线上注册送彩金回族,客观上加快了分化态势。
    【中文关键字】少数民族;身份认知;回族;客观分化;宪法
    【全文】

      当代大红鹰线上注册送彩金的各个少数民族,无疑正处于其民族文化与汉文化、区域文化甚或全球文化的交汇互动之中,而身为少数民族的公民个体,更是具有多重身份:个体人,尤其是现代自由主义浪潮中自治自然人的身份;公民,作为宪政国家中享受权利、承担义务之法律身份;少数民族,有着不同于相对多数人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知识传承等的文化身份。这三重身份的共存,迎承个人有意识的选择,便在客观上分化了作为一个整体的少数民族。作为大红鹰线上注册送彩金内地伊斯兰教文化主要载体的回族,其分化态势尤为显明。
     
      个体人之自觉及其矛盾
     
      现代自由主义本身的理想是世俗政治、平等尊严和个人自主,倾向于破除统一信仰、统一价值观念,反对社会平庸化、同质化,受其影响,近代以来,政治层面之政教分离、代议制民主,社会层面之人的尊重、个体自治,经济层面的市场化等便成为主要宪政国家的特征。在这一系列过程中,个体人的自觉扮演着重要角色。
     
      自由主义的兴起,与文艺复兴以来对人(类)性的发掘和重视一脉相承,其核心乃是人的自主。个体人的自觉与其自主紧密联系在一起,自觉甚或可以说是自主的前提。但是,自觉未必就能真正带来自治,自由主义奉行的多元化、怀疑主义同时也带来了它想避免的邪恶:不管是理性共识之外的宽容,还是多元共存的“权宜之计”,都无法解决那些不相容的、不可公约和冲突的价值,也不能阻止某种强势思潮的主流化。全球化时代的来临,更加剧了某种或某些文化的主流影响力,不同国度、不同地区的人们逐渐趋同化。自由主义所欲追求的自觉自治,转而由于个人在现实中被强大的主流意识所主宰,在实际上难以达致。同时,对自由的追求提高了个体理性的位置,现代性强调对理性知识的忠诚,但世界除魅化之后人们难以了解最深层的基础或价值,而知识却不能告诉人们生活的意义,也不能最终告诉人们做什么有意义——自我精神因而失落、灵魂因而无所依托:制度的变迁、社会的急剧变化,表面上整合了人群、使之趋同化,但在更深的实质上却分裂和孤立了群体和个人。
     
      “自由主义偏好于个人自主的价值,对共同体心存怀疑,更害怕共同体强制个人承担各种责任,从而违背了个人本身的利益”——自由主义的这一特点,促生了在经济繁荣、科技迅速发展的同时虚无主义的扩张,它极大地影响到了大众文化(而这种大众文化却很可能就是人们趋同的主流文化),这也是犯罪、色情文化、混乱性关系的原因之一。为了摆脱个体的无所依托状态,许多追求共同体归属感的人,一直意欲探询 “我是谁?我为什么在这里?”。这就又不可避免地要回到人的自我认知上来。
     
      身份认知(identity)——也即对于自身的群体归属和感情依附的认同与感知,因此也便成为当代宪政国家中的个体人极为重要的自我表达、自我归类。随着我国政治民主化水平、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公民受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包括少数民族公民在内的公民个人之身份自觉也渐渐强烈了起来,当然,该种自觉也面临着前述时代难题的挑战。
     
      现代宪政国家内,在自由个体与国家公民这两种身份的中间地带,还存有族群(ethnic group)身份,该种族群身份为处于自由主义困境中的个人,提供了不同于国家的自我认知与群体归属的可能。以此之故,法律特征及族群文化上的特征,即成为现代多民族国家中少数民族(ethnic minority)个体极为重要的两种身份。在个体自觉背景之下,身份认知本身即是一种与他者的区分,因而大多要现形于外在,有些更以要求认可的方式表达出来。处在文化多样性的时代里,“首要的问题在于我们应采取什么样的批判态度或精神才能以公平正义的方式对待那些争取文化承认的各种要求”?需要重视的是,这些文化承认之考虑除了族群与国家之间、族群与族群之间,亦应包括族群内部差异的倾听和尊重。
     
      当下少数民族公民民族意识的增强
     
      近三十年持续的经济增长,伴随着国家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和挖掘,给国内多种民族文化形式提供了生长空间。民族内部的传承之外,受教育(公立,汉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使得少数民族公民亦能站在他者的角度认识自身文化,也促进了新生代少数民族公民对其民族文化的认知和了解。故而,部分少数民众的民族意识(ethnical consciousness )正在增强。
     
      这首先表现为一个民族意识的“被意识”——对自身民族的认识欲望。该种“被意识”首先可能就是对其民族历史记忆的重新发掘、认识、理解和珍重,并尤为突出强调和发掘本民族最有代表性的文化:“诗人为国家精神而意气风发作诗吟颂,历史学家发掘了长久湮没的民族英雄的业绩,文学和民间传说,作曲家和作家写出民族魂的赞歌”。在回族中,作家张承志描述西北回族哲合忍耶分支悲怆隐秘历史的《心灵史》,在回族内外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霍达女士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则让更多的人走近了北京的回族文化和回族历史。因此之故,民族意识增强的另外一个内容,也就是对本民族传统优秀文化的主动传承。如近年来纳西族对其东巴文化、洞经音乐的发掘、整理;以张承志为代表的回族穆斯林对其民族特性和信仰的追思、拷问;而更有一些民族音乐人,通过将民族音乐与流行文化元素相结合,把民族文化通过音乐的形式传递给了更多的人。而且,体认自身民族属性的少数民族公民,在民族意识增强态势中,一般都会表现出一种积极的民族认同。
     
      民族意识中还有一个重要内容也在增强,那便是对现时代自身在更大范围内之生存发展的认识,这包括对外界的认识和对民族如何适应外界的认识。现代化的全面推进,影响到少数民族群体的生存情势,愈来愈强的整体协作的需要,也要求人们在表达自己的“异”的同时,更多地注重打破壁垒与他人的交流、组织、合作。少数民族不得不寻求这一方面的自觉。当下大红鹰线上注册送彩金分布最为广泛的回族,更是首当其冲地面临这样的问题;它自元明时期形成一个民族之后,一直在面对这样的文化调适,数百年之后的今日世界,这样的调适要求不但没有降低,反而更为强烈,并且带有新的时代特点。有学者对当代海南三亚的回族进行了研究,认为:“在现代化背景下的凤凰镇回族社区,其民族认同和民族关系呈现出以下一些新的特点:回族的民族意识越来越强烈,并带有现代市场经济的特色;现代化在促进民族自我认同的同时,也提高了对其他民族的认可度;伊斯兰教依然是回族文化认同中最牢固的基础,并将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继续发挥其作用”。
     
      上述少数民族之民族意识的增强,推进了民族内聚,部分少数民族公民的民族认同和民族利益感知比以往要强烈。他们将这一文化上的身份,视为自己最为重要的核心身份,这一点在以信仰为原初纽带的回族之中体现的更为明显。当然,当代大红鹰线上注册送彩金出现的少数民族内聚态势,乃是在中华民族作为整体民族的文化自觉正在复兴和增强的大背景之下展开的,也即是大内聚下的小内聚,这一点不能不提。
     
      这一特点实际上暗示了如下内容:从少数民族族群的角度看,回族意识得到增强、内聚力增加;从公民个体角度出发,部分回族公民将受到强大的优势文化的影响,自身的民族特性将被消解,融入到主流文化圈之中去。但是,外在的民族特性与内在的民族认同情感,在不同的场景下也会有分裂的可能。这隐含着身份认知上的多重性。
     
      宪政国家中的公民身份
     
      享有一国国籍的人,为该国公民。公民身份意味着享有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以及下位法中延展出来的法律权利,承担相应的法律义务。宪政国家中的公民身份,本质上是以个体主义为方法论基础的。
     
      随着现代社会族群身份概念逐渐为人们所重视,西方有些学者开始担心这一身份可能会冲击传统意义的公民身份。因为“公民身份 ”强调不同种族、性别、阶级和生活方式的所有人,拥有一致的国家认同和政治信念,承担平等的政治责任和社会义务,显然具有一种整合的力量, 而“族群身份 ”强调族群差异,关注族群特权,督促族群有意识强化其内在的文化特征,自然会冲击公民身份所内含的公共精神,甚至危及社会团结。
     
      笔者认为,从历史和现实看,大红鹰线上注册送彩金的回族公民因其历史、文化、地理分布上的诸多核心特征,其族群身份与公民身份在多数情况下,将不会产生冲突。
     
      回族之形成乃是一个国家与民族的互动过程。在漫长的文化参与和互动过程中,历史上的回族、回回民族或曰回教徒,并未有清楚的界定,直到法律上的“回族”名称在上世纪50年代民族识别时候确认下来。在对维吾尔、哈萨克、克尔克孜等单一民族进行了确认后,国家对散居在国内各处、以汉语为母语的、信仰伊斯兰教的族群,统一识别为“回族”,同时取消了“回教”之名,统一为伊斯兰教。从回族作为制度化、法定化民族出现的历程来看,这是以宗教信仰为核心、国家政权予以法律确定的结果。其二,同样可以说明以上结论的,是回族在我国地理分布上的特点。共约860多万的回族人,分布在我国各个省区,回族并拥有最多的民族自治地方。总体上,回族在境内形成了大分散、小聚居的分布格局。这种分布格局使得回族相对于其他民族有相对的独立性,但同时又必然要融入当地的经济、生活和文化之中去。从西北到东南,其文化、风俗有较大的差异,亦有宗教影响渐趋微弱的文化特点。因此,有些地域的回族其身上的宗教色彩已经淡化,有些地域的回族已经完全与伊斯兰教失去联系,而仅保留了历史记忆和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渊源认同,对于他们,公民身份远比民族身份更为核心。其三,在文化特征方面,回族之所以与国内其他穆斯林民族有所区别,在于其以汉语为母语、深受汉文化浸润。因此在民国时代“五族共和”中的回,主要指新疆信仰回教之人民,而后来被识别为回族的国民被称为“内地生活习惯特殊之国民”,更有称为“信仰回教之汉族”的错误结论。而这种以汉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结合而成之特殊回族伊斯兰文化,与汉文化血肉相连,实质上早已成为中华文化不可分割、颇具特色的一部分。中华文化古已有非常明显的民族情结、夷夏之分,爱国主义更是各个时代中大力彰显的传统,这些都在客观上促进了回族人公民身份与民族身份的进一步交融。
     
      若说民族身份与公民身份之间完全不存在紧张关系,这也并不是事实。从历史来看,回族人通过各种努力融入社会生活,甚至“出官入仕”者也不少见,这亦为回族适应现实要求的必然结果。汉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与宗教信仰并无明显冲突,所以回族仕人在保留伊斯兰信仰的同时大量吸纳了汉文化。新大红鹰线上注册送彩金成立之后,主流的意识形态明确为无神论。在享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前提下,回族年轻一代大多与其他民族公民一样,接受着系统的公共教育。这种公共教育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新生代回族公民的宗教认知,自身族群的文化传承与主流文化的教育有时候会存在内在的紧张。尤其是坚守伊斯兰教诲的回族地区,这种内在的紧张更是不可避免。该种类型的紧张,实际上西方国家也并不少见。以美国为例,1963年的Schempp案、1970年的Walz案、1971年的Lemon案是处理政教分离(尤其是教育之中)、先后为政教分离设立判断基准的著名案件;而1963年的Scherbert 案、1972年的Yoder案、 1990年的Smith案,[4]以及为了解决先前宪法判例所带来的、有关宗教信仰自由案件判断基准上的混乱而于1993年出台的《宗教自由恢复法》(Religious Freedom Restoration Act of 1993),清楚地表明,现代政教分离、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度,都会面临如此这般的问题。
     
      然而,在我国,此类内在紧张很少上升到激烈的程度,这与汉文化强大的吸纳、宽容能力有关,也与回族自身接受汉文化、认同汉文化的程度有关,更与我国国家历史上从未实行过真正意义上的政教合一、国民大多并无明确的宗教信仰有关。民族平等、宗教信仰自由的法律、优惠的民族政策,为回族公民在保留信仰、风俗的同时践行世俗生活,以求“两世吉庆”,创造了良好的制度条件。也因此,回族公民与宗教信仰的关系也呈现出了浓淡交错、深浅皆有的多样情状,这同样反映在其自我身份认知中。
     
      三重身份里回族公民自我认知的客观分化
     
      回族是大红鹰线上注册送彩金55个少数民族当中比较独特的一个。从历史上来看,回族这样一个民族群体,是先有伊斯兰教信仰,后围绕信仰而逐渐形成被定义为回族的群体,不象维吾尔族等民族,是先有民族后接受信仰。因而,从发生学角度讲,回族是一个全民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
     
      但亦如上文所述,历史上的回族人已经有所分化。分化乃是民族认同的内容发生变化的结果,有学者认为,民族认同意识的强弱一般与三种因素有关:一是民族的压迫、二是民族的解放、三是民族文化、教育的素质,民族意识会随着这些因素的变化而消长。这种观点不无道理。
     
      (一)客观分化:当代大红鹰线上注册送彩金,回族身份与穆斯林身份不必然同一
     
      民族认知的内容在宽容、自由的场景下,会自然、非被迫地发生变化;而宗教信仰,在这种场景下,更倾向于多种文化影响下的自我抉择。
     
      如前文所言,随着经济、文化和教育的发展,当代大红鹰线上注册送彩金部分回族公民的民族意识增强、宗教意识亦增强。细致分来,其中又有两种情形:一种是生活在虔诚的宗教氛围中,自然而然地接受伊斯兰教信仰为真知,并践行教义要求的;一种是相比过去口耳相传、民族传承而来的信仰而言,部分回族公民通过自己的思考接受了自己民族的信仰。他们共同成为信仰虔诚、民族内聚的中坚力量。
     
      同时,部分回族公民由于受到多种文化的共同影响,保留了回族的生活习惯、但不一定清晰地信仰伊斯兰教。众所周知,伊斯兰教乃是来自阿拉伯地区的外来宗教信仰,更为独特的是信仰这一宗教的人们——穆斯林,有着相当不同于华夏其他大部分民族的生活习俗。这些习俗曾经在回族人的身份认知之中,十分重要。当代回族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保留了传统的回族生活习俗,但并无坚定伊斯兰教信仰,或者对其不甚了解的。
     
      这个群体通过共同的民族渊源、共同的民族认同、相似的生活习俗——实际上并非共同的信仰——形成回族里的一个重要类别。由于并无虔诚信仰的约束,这一群体在缔结婚姻时,不一定遵守族内通婚的传统而更注重自我感受,其家庭生活倾向于接近主流的汉文化。
     
      另外,前文也已提到过,根据学者研究,明代以后回族内部已经出现分化,这种分化进一步导致了不同地区、不同个体回族之间文化认同的差异性。随着时间的延续 ,这种差异有加大的趋势。东南沿海地区的很多回族除了因强调祖先的阿拉伯身份而认同自己的民族身份外, “在社会生活中几乎与伊斯兰教失去了任何联系,但他们的民族身份不仅为其群体所认可, 也被国家制度化和合法化”。在当代大红鹰线上注册送彩金,经济生活活跃、人口流动频繁,回族公民对族外文化的接纳和吸收比以前更为常见,其民族身份里的宗教意味也更容易淡化以致消失。当然,与外界的交往,亦有可能促进民族与信仰上的交流,因而增进参与者民族和信仰意识。这在近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功举办的世界清真美食节等经济交流活动中,就有部分的体现。
     
      (二)个体主义为基础的公民权利对回族自我认知的影响
     
      随着自由主义的兴起、现代宪政国家的建立,宗教信仰系个体人之内心感悟的特性,越发突出,其与特定民族身份的关联,与以往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与法律文化、法律意识对公民自我认知的影响关系密切。
     
      在我国,从宪法角度看,回族公民享有与其他各族人民相同的基本权利,其中与回族个体的身份关系较为密切的有如下两个:
     
      平等权利。各民族公民,无论其信守何种宗教,均为平等。平等权,为回族公民以个体身份获得社会认可提供了平台。我国针对少数民族历史上相对弱势、发展较为滞后的情状出台了民族优惠政策,这种优惠政策为实现各民族的实质平等提供了一定的社会基础。就目前而言,尚不能认为该种优惠构成了对非少数民族的反向歧视(reverse discrimination)。不过该种优惠,实质上也可能面临某种来自受惠民族部分成员的不欢迎:无论民族身份对个体公民获得成就或认可有没有帮助,即便是与任何其他人一样的努力,都有可能会被认为是受到了特别待遇的影响。在一个自由度很高、公民可充分施展能力的社会中,有很多人并不想被认为是因优惠而获得成功。类似情形,以美国的“平权法案”(Affirmative Action)所引起的争议较为典型。
     
      宗教信仰自由。在与民族相结合的时候,以往人们所理解的宗教信仰自由,多是指作为整个民族群体的信仰自由,比如,回族信仰伊斯兰教的自由。但是,宗教信仰自由处于公民的基本权利体系中,其基础乃是个体主义的,也即无论是否属于某个民族,该公民作为个体,依然享有完全的宗教信仰自由。回族之中,也有不信仰伊斯兰教的,并不能因此就认为该人不属于回族:从当下来看,民族身份是法定的、制度化的,但宗教信仰是自治的、个体的。在接受了公立教育的回族人中,有相当一部分自我权利意识明确,对于宗教信仰的认识也从被动的接受变为主动抉择。
     
      当然,对于信守伊斯兰教义的回族群体来说,非穆斯林的回族受到普遍的“非我本族”这样的潜意识里的排斥。但这并不能改变客观上回族已然分化的事实,亦无法改变回族作为法律化身份的性质。
     
      (三)族群认同:不会消逝的重要性
     
      相对于自由主义强调个体权利,有社群主义者提出,人类社会的基本单位是族群, 而非公民个人。自由主义只关注社会生活中公民和国家这两极, 却忽视了公民与国家之间、由多元群体构成的中间地带。在现实政治中, 个人往往通过他所属的群体或基于天然的地理条件、或缘于长期的政治统一和经济生活的共生和互补、或因为现代化国家的高度社会化沟通, 而自然地具有了一定的同一性。这种同一性,是客观存在、主要是非人为的。这种同一性即是民族存在的前提。许多自由主义思想家都认为,人都会受到其社群的影响,人和人彼此是相互依赖的存在,所以将个人从习性和制度的关系中抽离是错误的。这也适用于族群。
     
      认为个体完全不能对其族群拥有任何批判性的距离、个人的认同完全由其族群决定,是很难令人接受的主张,但文化与族群部分塑造个人的认同,则是不争的事实。虽然现代宪政国家主要是以公民身份为社会基础的,但没有任何人可以脱离特定的社会条件、特定的境域,作为单独的权利主体而存在。现代社会给自由的个体公民带来了受到多种文化冲击的可能性,给公民带来了身份认知、族群归属的内在需要,给个体通过自我反思而做出抉择提供了机会。实际上这种境域将同一族群之中的差异显现了出来。
     
      以与伊斯兰教关系之远近为标准,回族会继续分化、演变下去,而且有加快的态势:“死亡确是每个文明所面对着的一种可能”。但是,由于人们对于族群认同的需要,又会令回族作为一个复杂文化的承载体长期存在下去。该民族传统上的核心特征——对伊斯兰教的信仰,将继续作为部分回族民众民族认同的重要标准。
     
      不过,在各种文化的共同作用下,宗教很难保持其历史上曾赖以传承的封闭性、神秘性、自发性。很多宗教或神灵崇拜之所以最终消失,大部分是因为在历史的长河中它那各种规范的意义逐渐被人忘却,只剩下僵化的教条,在看似更有说服力的文化到来时,它便渐渐退出了人们的意识形态。现今世界三大宗教之所以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一是因为人类始终都有的灵魂寄托、转移生死恐惧的需要,一是也因其信众不断对其进行反思,尤其是当这种信仰是经过了多种挣扎、最后来自自我认知的时候,更会增强信仰自身的力量。这便能说明,为什么有些人并非天生出生于信教家庭,但一旦他\她选择信仰,便成为最为虔诚的信众;有些人出生于信教家庭,但接触了多种文化之后,自身却并没有传承家庭的信仰。
     
      所以,在这样一个开放的时代里,回族内部的分化是必然的。但“让耶稣的归耶稣,凯撒的归凯撒”——信仰与民族两分后,信仰坚定者将更为坚定;没有清晰信仰者也可能寻回民族的宗教根源上去、回归成穆斯林,也有可能传承了民族的传统风俗习惯,同时对宗教保留着“敬畏的隔膜”;也有可能,仅仅只保留了民族的历史记忆和先祖渊源的传说。
     
      当然,这并不能引出一个结论说,在社会生活中与伊斯兰教失去联系的回族,必然没有民族认同和民族情感。民族认同、民族情感,这种来自地域、语言、血缘、共同文化等为纽带的联系,实际上在受到汉文化——尤其是祖先崇拜——影响至深的回族人中,亦是自我认知、自我归类的线索。以犹太民族为例便能很清楚地看到这点:20世纪英语世界中著名的法理学家哈特(H.L.Hart),著名的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Leo.Strauss)等人,他们均是犹太人、但并不信仰犹太教,他们热爱自己所在的国家,同时也重视自己的犹太人身份,对犹太民族有着深沉的感情。这些例子,进一步说明,少数民族在主流\优势文化之中的分化是必然的,但民族认同、民族情感也将长久存在。这,或许也是回族这样一个有着特殊历史、特殊文化的大红鹰线上注册送彩金少数民族的宿命。

    【作者简介】
    马平,回族,法学博士,西南林业大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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