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肇事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辨析
——兼评“重庆万州公交车坠江事故”
2018/11/7 14:48:38 点击率[281] 评论[0]
【法宝引证码】
    【学科类别】刑法分则
    【出处】本网首发
    【写作时间】2018年
    【中文摘要】2018年11月2日,重庆相关部门公布了万州公交车坠江事故原因。乘客刘某与正在驾车行驶中的公交车驾驶员冉某发生激烈争吵并互殴导致车辆失控,致使车辆与对向正常行驶的小轿车撞击后坠江,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依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目前该案已不再涉及追究刑事责任,但是为慎重起见,有必要对驾驶员冉某行为的定性加以说明。
    【中文关键字】交通肇事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公共安全;过于自信过失
    【全文】

      一、事件回顾

      2018年11月2日,重庆相关部门公布了万州公交车坠江事故原因。乘客刘某与正在驾车行驶中的公交车驾驶员冉某发生激烈争吵并互殴导致车辆失控,致使车辆与对向正常行驶的小轿车撞击后坠江,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公安机关认定,乘客刘某和驾驶员冉某的互殴行为与危害后果具有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两人的行为严重危害公共安全,涉嫌犯罪。

      虽然《刑事诉讼法》第十六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不追究刑事责任,已经追究的,应当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或者终止审理,或者宣告无罪。现在,乘客刘某和驾驶员冉某作为肇事者均已死亡,不论是涉嫌何种犯罪均不再涉及追究刑事责任,但是为慎重起见,有必要对驾驶员冉某行为的定性加以说明。

      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和交通肇事罪的区分

      重庆万州公交车坠江事故中驾驶员的行为如何认定?是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还是交通肇事罪,尚存在一定争议。

      交通筆事罪是指行为人违反交通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则是指采用与放火、决水、爆炸、投毒等危险性相当的其他危险方法,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

      从法益保护的角度,两罪所侵害的均为公共安全,但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属于《刑法》第一百一十五条所规定的兜底罪名,而交通肇事罪是对某一具体行为的精准评价,两罪存在某种意义上的竞合关系。特别是正常驾驶过程中驾驶员的不当行为,既可以理解为是一种高度危及公共安全的行为,也可被理解为是一种严重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

      通常认为,交通肇事罪在主观上表现为过失,即行为人对交通事故导致的后果具有过失心理,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在主观上表现为故意,即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不特定多数人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严重后果,而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交通肇事罪是实害犯,必须达到实害结果才能入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可以是危险犯,存在危险行为即可入罪。因后者也可能存在实害结果,故当案件存在实害结果时,主观要件的审查往往成为关键。

      三、交通违法行为与危及公共安全的危险之间的关系

      需要指出的是,交通肇事罪是过失犯罪,不是说行为人没有任何的明知行为。相反,行为人对自己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一般都是明知的,但这都不是交通肇事罪主观的构成要件,其关键是行为人对行为结果的心理态度。换言之,犯罪故意或者过失,针对的是行为所引发的危害结果。交通肇事罪中,这个心理态度是指行为人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导致严重危害交通安全事故的后果,因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严重后果。

      一般而言,严重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往往也包含着一定程度危及公共安全的危险,如酒后驾车、追逐竞驶等。那么,为什么对酒后驾车等危险行为所造成的交通事故,通常只认定为交通肇事罪,而不是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呢?笔者认为,酒后驾车等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虽然客观上也包含着一定程度危及公共安全的危险,但这种危险仅仅只是可能,而非必然。酒后驾车人主观上虽然有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会危及公共安全的义务,但这种预见仅仅只是一种可能,任何人包括酒后驾车人本人都无法预见到其行为必然会危及公共安全。酒后驾车人往往总是基于某种自信,如自己的车技好、经验丰富、喝酒不足以影响自己对车辆的控制等,设想自己可以避免可能发生的交通事故,其既不希望也不想放任危害公共安全的后果发生。因此其对发生的交通事故要么是已经预见的过于自信的过失,要么就是应当预见而没有预见的疏忽大意的过失。

      四、驾驶员冉某是否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经过简单梳理和分析,我们回到重庆万州公交车坠江事故,目前主要证据为公交车内的黑匣子以及当时桥上其他车辆的行车记录仪的记录。视频资料显示,驾驶员冉某主要实施了还击、格挡行为,而车辆驾驶是一个需要精神高度集中的行为,可以认为驾驶员冉某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为不特定多数人的人身和财产创设了《刑法》所不能容忍的风险,而能否免责的关键在于驾驶员冉某的行为是否能被正当化。

      先抛开驾驶员冉某左打方向盘这一操作是否合常规不谈,倘若我们能认定驾驶员冉某撞向红色轿车和桥梁护栏是有意而为之,则当然应该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进行评价。换言之,倘若不能,笔者认为驾驶员冉某对乘客和道路车辆行驶安全具有较高的注意义务,驾驶员冉某至少构成交通肇事罪。

      但本案的关键在于,驾驶员冉某行为时的主观心态到底是什么?其行为是否应被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目前只能从其行为时的客观情况加以判断。

      笔者认为,驾驶员冉某遭遇刘某的攻击后,将右手放开方向盘还击刘某,后又用右手阻挡刘某的再次攻击的行为,不宜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首先,驾驶员冉某虽单手还击、格挡,但其左手始终牢牢握着方向盘,试图不使车辆失去控制,未因还击、格挡行为置正在行驶的公交车辆于不顾,不能说驾驶员冉某必然预见到危及公共安全结果的发生。

      其次,驾驶员冉某单手控制车辆的情况下,车辆并未失去控制,其目的当然是竭力避免危及公共安全的结果发生。

      再次,考虑到当时的案发突然、驾驶员冉某迅速收回右手处置险情的情况看,驾驶员冉某在主观上存在“过于自信”的客观表现。

      最后,驾驶员冉某左手控制方向盘,右手挥拳还击,只能认为是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具有危及公共安全可能性的行为,实际上至少等同于一般的可能会危及公共安全的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如醉酒驾驶机动车。

      综上,驾驶员冉某放开右手还击的行为,只具有危及公共安全的可能性,非必然危害公共安全。作为驾驶人员,冉某虽然有应当预见自己行为可能会危及公共安全的义务,但这种预见也只是一种可能。主观上究竟为过失还是故意,在难于证明的情况下,驾驶员冉某的还击行为不宜认定为故意犯罪。

      五、写在最后

      本文并未给重庆万州公交车坠江事故下定论,旨在通过梳理和分析案情,引出对定罪的思考。另外,逝者已矣,依《刑事诉讼法》第十六条之规定和精神,对于驾驶员冉某和乘客刘某客观上已不具备可追诉性,但是对于可能涉及的民事问题,由有关部门开具科学的结论性意见还是必要的。

    【作者简介】

    梁伟森,北京市诺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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