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理怀疑就不能定罪
——经典法律题材电影《12怒汉》赏析
2018/11/5 9:21:50 点击率[62] 评论[0]
【法宝引证码】
    【学科类别】刑事诉讼法
    【出处】《公诉人》2014年7月下半月
    【写作时间】2014年
    【中文关键字】12怒汉;合理怀疑;无罪推定
    【全文】

      《12怒汉》是一部法律题材电影,讲述了一个陪审团如何评议一起谋杀案的故事。这部1957年美国拍摄的黑白电影堪称法律题材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全片在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里仅仅通过陪审团评议室这样一个单调的场景,将美国刑事诉讼中陪审团的运作方式展现得淋漓尽致。同时,这部电影也充分展现了英美法系国家刑事诉讼法上两个核心概念的内涵:合理怀疑(reasonable doubt)与无罪推定(presumption of innocence)。
     
      影片中的案件并不复杂,一个18岁的少年被指控在午夜杀死了自己的父亲。法庭上的证据是这样的:少年当天傍晚与父亲发生争吵,被父亲打了两耳光,然后离开家,到附近商店里买了把刀;当天午夜父亲被杀,凶器与少年下午买的刀一模一样,但凶器上没有任何指纹;住在楼下的老伯听到少年高喊“我要杀了你”并听到有人倒地的声音,随后打开房门看到少年从楼道逃离;马路对面的中年妇女透过驶过的电车窗户,亲眼目睹少年举刀弑父,于是打电话报警。既有物证呈堂,又有目击证人;既有杀人动机,又有杀人过程;既有直接证据呈现案件事实,也有间接证据相互印证。看起来,疑凶是谁已经很清楚了。夜里3点,少年回到家中,被警察当场抓获。少年的辩解是去看电影,但连电影名字和主要演员都说不出来,事后也无人可以证实在电影院见到少年。
     
      面对这样一个案件,12名陪审员进入评议室进行评议。他们可以做出有罪或者无罪的结论,但无论有罪还是无罪都必须全体意见一致。否则,庭审就得从头来过,法院将另选陪审团重新进行评议。天气炎热,房间的电风扇也坏了,每个人都汗流浃背。有人惦记着自己的生意,有人买了球票着急去看晚上的比赛,大家似乎都希望早点离开这间闷热的评议室。
     
      于是表决开始。然而,表决结果却是11:1。12名陪审员中,11人认为被告有罪,只有八号陪审员认为无罪。大家有些意外,纷纷质问八号陪审员为什么对这样证据确凿的案件认为无罪。八号陪审员认为,仅仅由于被父亲打了两巴掌就产生杀父恶念,不能让人信服;况且被告的律师并没有进行有力的辩护,这使得他对指控是否属实产生担忧。他提出一个问题:被告买过的刀和凶案现场的刀一模一样,会不会只是巧合?法警将凶器取来察验,这是一把花纹独特的弹簧刀,不是那种毫无特征的大路货,大家并不相信会有这样的巧合,也不相信被告关于当天将刀弄丢的说辞。然而,八号陪审员让大家大吃一惊:他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把同样的刀。他解释说,这是头一天休庭后他散步到被告家附近的一个商铺里见到的,他觉得对案件评议可能有帮助,就花6元钱买下了。
     
      两把一模一样的刀摆在桌上,一些陪审员沉默了。八号陪审员说:我也不能肯定被告是否无辜,但这是一个谋杀案,人命关天,看到你们都认为被告有罪,我觉得有责任投下反对票,这样大家就可以对本案多讨论一会儿,以免形成冤屈。他的观点得到了九号陪审员的支持。第二轮投票,在八号陪审员弃权的情况下,九号陪审员投下了唯一的无罪票,使得案件讨论得以继续进行。
     
      随着讨论的深入,陪审员们发现了本案中第一个合理怀疑。根据住在街对面的女证人陈述,凶案发生时正好有一列电车经过。在有电车驶过的情况下,楼下的证人应该听不清楼上的争吵声,因为电车的噪音相当大,而有位陪审员家就在电车线附近,能够证实这一点。因此,楼下证人听到少年喊叫“我要杀了你”的证言存有疑问。
     
      紧接着第二个合理怀疑也出现了。有陪审员问,如果是被告弑父,那么他为什么夜里3点回到家中?难道他不怕被抓吗?认为被告有罪的陪审员回答:被告回到家中,可能是为了取走尸身上的凶器,因为他知道有人见过他买了那把刀。问者继续:被告既然怕那把刀被人认出,为什么不第一时间将刀取走,而是留在尸体上?答:杀人后心情恐慌未及取刀,事后想起又回来取也是可能的。问者追问:如果是杀人后心情恐慌,那么凶手行凶后还记得将凶器上的指纹擦去,这又作何解释?
     
      此番讨论后进行了新一轮投票,结果为8:4,有罪的看法仍然占上风。这时有陪审员对楼下证人的证言产生了新的疑问:证人说他听到楼上的争吵声和倒地声后,“跑”到门口看见被告逃离,但证人是位中过风的老年人,根本不可能“跑”,他上庭时还需要法警搀扶。这番话启发了八号陪审员,他要来案发现场布局图,按照证人的陈述和房间位置进行“侦查实验”,发现完成证人所说的一系列过程需要41秒,而不是证人所说的15秒。这是第三个合理怀疑。
     
      八号陪审员“吹毛求疵”般的举动引起了对立面的不满。他们责怪说,为什么要苛求那么精确呢?也许只是老人的时间感出了点差错。八号陪审员回答:我们的有罪结论等于把少年送上电椅,这需要十分可靠的证言才可以。对立方质问:那你说老人为什么要“撒谎”?这时同为老年人的九号陪审员给出了自己的见解:证人穿着破烂,是个普普通通、一事无成的人,谁都可以忽视他,但他在本案中是主要证人,他享受这种被重视的感觉。其实他并不是在撒谎,而是“真的”以为自己听到看到了事情的经过。
     
      于是进行了新一轮投票,又有两名陪审员改变立场,双方平分秋色。“有罪论”者对此不以为然,他们认为少年品行不好、劣迹斑斑,十多岁就进过感化院,是个满口谎言的人。他声称案发时在看电影,却连电影名都说不出,这样的人不应该被相信。但八号陪审员认为,被告回家时满屋警察,父亲的尸体躺在地上,而他是嫌疑犯,这样巨大的压力之下,脑袋中一片空白是可能的。为了证明这点,他询问四号陪审员这几天晚上做了什么,结果四号陪审员几天前也去看了电影,却记错片名,也记错演员名字。四号陪审员是在没有压力之下回答都有错误,更何况是作为疑犯的少年。
     
      这时又有人发现了第四处合理怀疑,那就是死者的伤口。有位陪审员年幼时经常见人械斗,十分熟悉弹簧刀的握法。死者比被告高7英寸,如果是少年弑父,凶器又是弹簧刀,不太可能形成由上往下的伤口。
     
      经过再次表决,已经有9名陪审员认为应当裁定无罪。但剩下的3名陪审员立场都很“顽固”。他们认为即便抛开其他证据,马路对面的目击证人的证言也是坚不可摧的,这可是直接证据!如果再无法统一意见,他们就将申请解散陪审团。这时,细心的九号陪审员发现了最后一处合理怀疑,从而打破了僵局。他观察到,四号陪审员由于戴眼镜,鼻梁上留下了凹痕,还经常取下眼镜揉捏鼻梁。而女性目击证人在出庭时,也有着同样的举动,鼻梁上也有相似的凹痕。这就说明,女性目击证人也戴眼镜,只是出庭时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更漂亮而没有戴。这一结论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有人说确实见到她鼻梁上的凹痕,有人说她出庭时确实精心打扮了一番。而根据她的证词,她是睡觉后翻身时看见对面的状况的。行凶过程就在一瞬之间,她根本来不及戴上眼镜。因此可以合理推断,目击证人见到的,只是嫌犯模糊的身影,并不能确定就是本案被告。
     
      这一重要的发现,终于说服了剩下的3名陪审员。最终他们一致裁决:被告人无罪。根据普通法系国家刑事诉讼法,陪审团一旦裁决被告无罪,刑事诉讼程序就宣告终结,被告人应立即释放,将来也不会因为同一罪名再次被起诉。那么,究竟谁是真凶?究竟被告有没有弑父?影片并没有给出答案。这里需要注意,陪审团得出的结论是“无罪”,并非“无辜”。在英语中,这两个术语的含义差别极大,“无罪”是not guilty,指被告受指控的罪名不能成立,证据不足以支持控罪;而“无辜”则是innocence,指行为非被告所为,真凶另有其人。在影片中,最坚定的无罪论者八号陪审员自己都承认,少年杀死父亲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真相究竟为何其实不得而知。做出“无罪”的判断,可能就是放纵了凶手,但他更加确信的是,这样的制度可以保障无辜的人不受冤屈。只有排除了一切合理怀疑,陪审团才能放心地将被告人投入牢狱,直至送上刑场。相反,只要对案件事实或者证据存在合理怀疑,就不能将被告人定罪,这就是“无罪推定”。
     
      法律制度总是建立在一定的价值观念的基础之上的。无疑,普通法国家刑事诉讼程序的价值基础就是“无罪推定”。这个概念,我们听得也很多了,都有些麻木了,觉得不就是“在被判决有罪之前视为无罪”吗?我们改个口,不叫罪犯、人犯,改叫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就体现了“无罪推定”了吗?应该说,这只是一种初步的理解。实际上,“无罪推定”这一核心理念的内涵是很丰富的,它几乎贯穿于刑事诉讼的每一个环节。因为被告人在未判罪之前均假定无罪,故被告人没有证明自己无罪的义务,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必须由控方承担;因为被告人假定无罪,所有被告人有不自证其罪的权利,换句话说,被告人有权保持沉默;因为被告人假定无罪,所以在被定罪之前被告人应当享有自由,即被告人都有获得保释、外出候审的权利,除非控方能够证明被告人有影响证人作证或继续犯罪的危险;因为被告人假定无罪,所以只要对控罪有合理怀疑,就应作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这就是“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的由来。
     
      有人或许觉得,“无罪推定”的诉讼原则过于偏向被告人一方。但在普通法价值理念看来,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的地位、资源太过悬殊。控方有庞大的人力物力资源,有熟悉法律制度的专家,有法定的权力收集证据,有整个政府架构作为后盾,而被告人一方往往一无所有。因此,无罪推定的原则以及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正好能减少控辩双方因资源占有不平衡而产生的不公平,最大限度地保证审讯的公平。这样的制度理性,使得普通法国家将刑事案件被告人的生杀予夺大权,放心地交给了全部由普通民众所组成的陪审团。
     
      当然,任何精心设计的制度都不会是完美的,陪审团制度也不能保证每个陪审员都秉持理性执掌权力。影片中,七号陪审员只关心晚上的球赛,对被告人的生死漠不关心,先是对其他陪审员探求疑点的努力无动于衷、连声催促,后来又因为厌烦研判案情而改口无罪,激起了其他陪审员的愤慨。十一号陪审员严厉责问:这是一起谋杀案,你有什么权力这样玩弄他人的生命?你可以认为无罪,但原因只能是你确实认为被告无罪,绝不能是什么厌倦了讨论。如果你是被告,你希望陪审员会像你一样吗?
     
      确实,每个人都可能是潜在的被告人。陪审团的制度设计,使得普通民众更加贴近司法、了解司法,更加能感受到司法民主蕴含的巨大价值,使我们每个人都成为合理怀疑的探求者、无罪推定的拥护者。

    【作者简介】
    王玄玮,云南省检察院研究室副主任,法学博士,全国检察业务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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